让科技创新回归本位,让科技人员专心科研

“政府部门要尊重科研规律,营造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良好环境,把科学家从繁琐的科研评比中解放出来。”在12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,李克强总理如是说。

依照中央部署,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完善科技奖励制度,更大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,当天会议通过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(修订草案)》,将近年来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和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上升为法规。

“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。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,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,并且他是一个小孩,在大自然的景色中,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。”居里夫人的一席话,道出科学与技术蕴含的至善至美。

不过,不少繁文缛节一度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,无穷无尽的报表和审批,也消磨了他们追求科学与美的精力。让科技创新回归本位,让科技人员专心科研,刻不容缓。

会议要求,各地各部门要精简各类科技评奖,注重质量、好中选优,减轻参评负担,真正为科学家松绑,营造有利于踏踏实实搞研究的科研生态;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要与国家重大战略和发展需要紧密结合,注重创新性、效益性。

科学技术的基本使命,是通过不断发现事物的运动规律(认识世界),创造越来越先进的社会生产工具,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,促进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进步(改造世界)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,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。科技奖励的目的,是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技术活动中,志存高远,潜心钻研,勇攀高峰,不断创新,以越来越好的科技成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。

当天会议决定,将过去主要由单位推荐改为专家、学者、相关部门和机构等均可提名,打破部门垄断,并强化提名责任。

推荐制改为提名制,是重要变革,也呼应了科技界对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重要关切:行政推荐容易导致公信力缺失。而提名制更符合科学规律,便于疏浚申报渠道,更多地发挥科学共同体以及专家的作用,减少行政手段对科技奖励的干预。

诺贝尔奖就采用提名制。“宅男”诺贝尔,生前曾因发明炸药而被称作“贩卖死亡的商人”。心灵被深深刺痛的诺贝尔,找到让自己人格走向“善美”的路径——他立遗嘱,将财富拿出大部分,创设日后享誉全球的诺贝尔奖。

过去,在科技界存在着这样的状况:学术态度严谨的人不喜欢“炫耀”自己,因而主动放弃申报奖项;少数追名逐利的人则弄虚作假、拼凑材料、随意夸大,甚至据别人的成果为己有。这样,往往造成“老实人吃亏”的社会后果。

12月18日的会议强调:强化诚信要求,加大违纪惩戒力度。在科技活动中违反伦理道德或有科研不端行为的个人和组织,不得被提名或授奖。

此举将确保具有“老黄牛精神”的科研工作者感受到公平公义。

揆古察今,世界科技的演进史表明,彻底改变世界的,往往不是技术发明家,而是那些善于利用技术发明的人。

19世纪初,英国采矿技师理查德·特莱维茨克发明人类史上第一台在铁轨上行驶的蒸汽机车,但他未能成功将其改进。同时代的乔治·史蒂芬森 (George Stephenson),既没有发明蒸汽机车,也没有发明铁轨,但他善于“嫁接”技术——改进饱受诟病的蒸汽机车,并将之跟铁轨完美结合起来。1830年,世界首条客货两用的铁路干线——曼彻斯特—利物浦铁路,建成通车。该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史蒂芬森,就这样定义了铁路:既包括轨道,也包括车辆。

进而言之,有志于创业的科研工作者,也可投身到市场环境中。发明家爱迪生就是“跨界”代表。他独有的特质,是创意开发、改装乃至“商业变现”的能力。他于1882年开始运转的发电厂,虽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,但却是全球首个具有可行商业模式的发电厂。

当今世界,面对人工智能等复杂的科学技术,过去几百年流行的“分而治之”和“纯粹形式化”等科学方法论,正在失去效力。而中华文明的“整体观(科学观)”和“辨证论(方法论)”则成为复杂科学的引领思想。具有中华文明素养的中国科技工作者,有望在世界科技竞赛中扮演领跑角色。

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(修订草案)》,将会激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,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。惟有以“苟日新日日新”的精神来践行创新,而非亦步亦趋的模仿,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基业长青。有道是,“借来的火,点不亮自己的心灵”。(钟义信 郭前进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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